蒙恬商水造秦笔
文化是一个国家、一个民族的灵魂。文化兴则国运兴，文化强则民族强。为贯彻落实商水县委、县政府大力发展文化旅游产业的决策部署，创建蒙恬文化之乡，使商水县由文化大县向文化强县转变，日前，记者与商水县文联等单位相关负责人一起，对蒙恬商水造秦笔的历程、功绩和成就进行了全面梳理，以资互学互鉴。
商水地志关于蒙恬的记载
蒙恬(约公元前259年～公元前210年)，秦朝著名将领，被誉为“中华第一勇士”，祖籍齐国(今山东省临沂市蒙阴县)。因其改良毛笔，造出秦笔，也被誉为“笔祖”。“扶苏与蒙恬，将师数十万以屯边，十有余年矣”，且一同被胡亥矫诏赐死，所以，后人在记载蒙恬时，往往把二人一同记载。
与全国大多数地方一样，商水旧志关于蒙恬的记载，也是与秦公子扶苏一同记载的。在北宋国家级地理总志《太平寰宇记》中，就有商水扶苏城的记载。
现存最早记载商水扶苏墓和蒙恬墓的地志就是清顺治年间的《商水县志》。该志卷二“陵墓”条下记载：“扶苏冢，县西南三十里。史记秦始皇使太子扶苏监蒙恬筑长城，及二世立，赐死，葬于此。蒙恬冢，去扶苏冢六十步。”其后，雍正《河南通志》、乾隆《大清一统志》也有了商水扶苏墓和蒙恬墓的记载。其中雍正《河南通志》还有“扶苏寺，在商水县城西南三十里”的记载。
据调查走访，商水西南一带不光是在今商水县境有扶苏城遗址、扶苏墓、扶苏寺，邻近的上蔡县朱里镇境内也有扶台(即扶苏台)遗址、燕王台遗址。康熙二十九年《上蔡县志》卷之一记载：“燕王台，在县东北朱里店西北，相传秦始皇长子扶苏封燕王，此台为其驻兵时所筑。扶苏台，在今扶苏台镇左，亦传为扶苏所筑。”明万历《汝南志·卷之二·村市》在上蔡县十五村中也有扶台(在县东北)的记载。商水发现的“夫胥司工”，即便不是扶苏在此驻军时所刻，也应是陈胜诈称公子扶苏时委托家乡人所刻。这一带民间至今仍流传着扶苏在此驻兵放粮的传说。秦国征服了六国，但并没有征服人心。商水阳城处于原魏国、楚国交界一带。秦王政二十三年(公元前224年)，秦将王翦取陈以南至平舆，商水归秦。为了争取人心，秦王嬴政就派心地善良的公子扶苏在商水西南一带驻兵。当时百姓疾苦，缺吃少穿，扶苏见此情景，就散发衣食，救济灾民。百姓因为感激扶苏，后来就把他驻兵的地方称为燕王台、扶苏台、扶苏城。公元前209年，商水阳城人陈胜在大泽乡揭竿而起，掀起了第一次农民大起义。因为扶苏曾在陈胜家乡一带驻兵，故陈胜起事时自然就联想到了扶苏。为了师出有名、聚集人气，陈胜就诈称公子扶苏。被人识破后，在家乡筑起了扶苏、蒙恬的墓冢(实为衣冠冢)，以示对扶苏、蒙恬的尊敬。
顺治《商水县志》纂修人郭天锡(1621年～1695年)是明末清初人，顺治五年(1648年)戊子科副榜恩贡，家居白寺镇西南3华里郭小寨村，距扶苏城仅15华里。清朝定鼎，顺治帝亲政后，昭告天下修志，时任商水知县高瑆(xīng)聘请郭天锡主持纂修《商水县志》。郭天锡对上述传说肯定一清二楚，并坚信这些传说，所以就在修志时予以载入。
顺治二年，多尔衮的弟弟豫亲王多铎率兵南征，其部下进驻沙河黄家滩(今周口市区新修中原路大桥南头路东，西邻康湾渡口)扎营，商水正式接受清政府管辖。第二年复建商水县，全县设四里四关厢二十八村，扶苏寺村就是二十八村之一。扶苏寺村肯定因扶苏寺而得名，扶苏寺、扶苏墓都是祭祀扶苏的场所，应为同时存在。这说明早在郭天锡编纂《商水县志》之前，扶苏墓在商水就确实存在，并且影响还很大，不然的话，清政府就不会把其列为二十八村之一了。因此，虽然按司马迁《史记》记载，扶苏、蒙恬并不一定埋葬在商水，但在商水境内的可能是其衣冠冢或纪念冢。
史书关于蒙恬造笔的记载
司马迁的《史记·蒙恬传》中没有蒙恬造笔的记载。现今网上引用有《史记》的一句白话文：“秦始皇命太子扶苏与蒙恬筑长城以御北方匈奴，蒙恬取山中之兔毛以造笔。”但是，查遍《史记》找不到这句话的原文。唐代韩愈(768年～824年)在寓言《毛颖传》中，以笔拟人，暗指蒙恬造笔。但最早明确记载蒙恬造笔者，则是北宋太宗赵光义时期的著名学者李昉(925年～996年)。李昉等所撰《太平御览·卷六百五·文部二十一·笔墨砚纸》“笔”下记载：“说文曰：楚谓聿，吴谓之不律，燕谓之弗，秦谓之笔。博物志曰蒙恬造笔。崔豹古今注曰：牛亨问曰，古有书契以来，便应有笔也。世称蒙恬造笔，何也。答曰，自蒙恬始作秦笔耳。以柘木为管，以鹿毛为柱，羊毛为被，所谓苍毫，非兔毫竹管也。非谓古笔也。”由此可见，楚国称呼笔为“聿”，就是繁体写的“筆”去掉竹字头。我们见到的“筆”字带竹字头，说明最初的古笔是用竹子做的，与竹子有关联。而蒙恬所造的笔却不是兔毫竹管的古笔，而是“以柘木为管，以鹿毛为柱，羊毛为被(‘被’即‘披’)”的秦笔。
柘塘陂边造秦笔
商水古属陈地，今张庄乡南陵即为陈怀公墓。陈为三皇故都，“伏羲初以木刻字，轩辕易以刀书，虞舜造笔，以漆书于方简”(见明《物原》)，自古陈地就与中国造笔历史有着直接的联系。古代这里气候温和，盛产鸣鹿、山羊等食草动物，《诗经·小雅》“呦呦鹿鸣，食野之苹”便源自陈国，古鹿邑、柘城均属陈国。当地相传，蒙恬和扶苏在商水西南一带驻军时，每月都要向秦王嬴政汇报工作。当时的毛笔书写慢，笔管、笔头易损。有一天，蒙恬正在书写公文，手中的毛笔突然损坏，无法继续使用。那时的毛笔都是用兽毛捆在竹子外面的，制作起来非常简单。商水不产竹子，他就地取材，用平日制作弓箭剩下的柘树枝条代替竹子作笔杆，但手中又缺少兽毛，一时难以做出一个新的毛笔来。于是，蒙恬就独自来到商水柘塘陂边。这是商水一带最大的陂塘。北宋《太平寰宇记》陈州“商水县”条下对此有记载：“驿马沟，在(商水)县西南十三里。《古老传》云：楚相孙叔敖，截汝坟之水以作塘。下有柘塘陂九百顷，遂乃凿此沟，其湍急如驿马，其水发孙塘，屈曲六十里入颍水。”
这说明，早在春秋时期，楚相孙叔敖就在商水县境西南部开凿了柘塘陂。“陂”，指水泽大池;“塘”，指人工修筑的小水池。“陂塘”就是指自然的水池加以人工的建设，以为灌溉之用的水利工程。柘塘陂就因柘树而得名。查清代商水及周边上蔡、项城、西华、郾城等县的县志，在“物产”条下有关于“柘树”的记载，柘树在商水县志中排“木类”植物第二位，而在项城、上蔡、郾城县志中排在第六七位，西华县则没有关于柘树的记载，可见柘树在商水县比较常见，柘塘陂因而得名。柘树是生长极为缓慢的名贵树种之一，是制作弓的良材，在我国有“南檀北柘”之称。现今凡树龄在50年以上者，均属于国家一级保护落叶乔木。比如商水县张庄乡边楼村东650年树龄的古柘树就是这样的保护树种。从地理位置上来看，商水柘塘陂大概就在商水西南一带，也就是巴村坡、南湖(秦湘湖)的前身，与扶苏城相近。
孙叔敖(约公元前630年～公元前593年)是春秋时期楚国令尹，一代名相、治水能臣。《水经注·颍水篇》记载：死女故渎“又东迳固始县故城北，《地理志》，县，故寝也，寝丘在南，故籍丘名县矣。王莽更名之曰闰治。孙叔敖以土浸薄，取而为封，故能绵嗣。”今安徽省临泉县汾泉河(其上游为汾河)下游的临泉县城西汉时名寝丘，东汉光武帝改名固始，即为孙叔敖之封地也。汾泉河上游的柘塘陂、下游的孙叔敖之封地都与孙叔敖有关，证实《太平寰宇记》所写应为可信。
蒙恬在柘塘陂边看到柘木葱葱，鹿鸣呦呦，遍地牛羊，突发奇想：这里的鹿毛、羊毛不照样可以造笔吗?于是，他随手揪下一些鹿毛、羊毛，然后将柘木条的一头挖空，将笔毛放在挖空的枝条中，再用胶粘牢。于是，一种新型毛笔出现了。这就是史书记载的秦笔，与此前将兽毛绑在笔杆外边的毛笔明显不同。
蒙恬之笔结果汾南
相传蒙恬在商水柘塘陂造笔后不久，就随公子扶苏被召回京城。秦王政二十六年(公元前221年)，蒙恬攻灭齐国，建立功勋，升任秦内史。期间，他在商水造的那支毛笔始终带在身边，一直没有损坏，且柘木具有药用价值，柘木煎汤，按日温洗，还可以明目。以鹿毫为芯柱，笔腰强性好，墨的流动性也很好;外披山羊毫，墨的含蓄好，写大字的时候，毛笔补墨可以减少次数。蒙恬真心感觉这个笔很不错，有推广价值，就在全国主持了秦笔的推广工作。于是，后人便将发明毛笔的功绩归之于蒙恬。其后不久，蒙恬又与公子扶苏北守长城去了。但用柘木造的笔，加工难度大，笔杆太沉，手感不好，后人又对其进行了改进，逐渐形成了我们今天见到的毛笔。
蒙恬虽然离开了商水，但其造笔技艺却在商水所在的陈郡(西汉析置汝南郡)一带，特别是汾河南岸流传下来。如今，在项城市汝阳刘村、上蔡县杨集，仍活跃有大批制造毛笔的企业和商户。每年的清明时节，项城汝阳刘一带的制笔从业者都会结伴到商水蒙恬冢祭拜，以示对毛笔鼻祖的敬仰之情。蒙恬之笔，在商水开花，在邻近的项城、上蔡结果。
让毛笔产业在蒙恬造笔之地
继续传承并发扬光大
毛笔是文房四宝之一,是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符号，是传承传统文化的重要一环。毛笔书法是我国传统文化中最具代表性的一种艺术形式。2017年，中共中央办公厅、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了《关于实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工程的意见》，要求各地切实把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工作摆上重要日程，加大中央和地方各级财政支持力度，同时统筹整合现有相关资金，支持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重点项目。商水是“河南省书法之乡”，应以毛笔产业为载体，积极规划建设文化产业园，走好文商旅融合发展之路，让毛笔产业在蒙恬造笔之地发扬光大，更好地把文化资源厚度转化为产业发展高度，走出一条人文为魂、生态塑韵的中国式现代化商水发展之路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