鹿邑党组织的建立和革命斗争

邵子奇

鹿邑党组织的建立和发展

1928年，中共地下党员孙实由夏邑调鹿邑县任县长。他单人上任，一改历来常规，不带亲信好友，不换衙役书吏，穿着朴素，不贪污受贿，不拉拔土豪劣绅，两袖清风，平易近人，进出衙门不带随从。夏天戴破草帽，冬天身穿兰便袄。经常与群众在一起，很多人不知道他是县长。群众有冤就地问官司，人民有纠纷随时作处理。为此他得罪了一些衙役书吏，使他们无法坑害黎民百姓而多出怨言，广大人民群众则都说鹿邑来了一位为民做主的清官。

当年经孙实介绍安排一个教员到第一完小教书，这个教员就是李梅村同志。李梅村原名郑鼎，号卫华，安徽省霍丘人，任中共豫东特委书记，负责领导鹿邑、夏邑、商丘、沈丘、太和一带党的地下工作。翌年，地下党员吴静茹来鹿，在鹿邑女子小学教书，并和李梅村结婚。

1928年夏，江梦霞（又名江松樵）来鹿。他曾任中共开封市委书记。以前在开封留美预备学校时，与鹿邑教育局局长王云甫是同学，因形势恶劣被迫离开开封转移到鹿邑，在教育局王云甫处闲住，同时谋求工作，并与李梅村取得联系。后来由王云甫出头，集股在新华二街路南姓唐的三间破楼内开办了一个“民智书社”，经营各种教科书和进步书籍、杂志及文具等。江松樵在书社有了职业，并以此为掩护进行党的秘密活动。由于他文化高见识广，加之他的进步活动，教育界的顽固分子对他非常忌恨，背后称他为“红头”（即共产党）。

1929年春，教育局聘他为第一完小校长，遭到以张示范为首的顽固分子的拒绝没有到任，教育局无奈才将江调动女子小学教书，并兼任“民智书社”经理。这时女子小学已有地下党员三人（吴静茹、吴自修、江松樵），成立了鹿邑第一个党支部，李梅村任支部书记，江松樵任组织委员。

不久，绅士王子久（系前清秀才）仰慕江松樵的学问，将江聘为家庭教师，专教子女二人。由于教学任务不大，使江有了更多的从事党的活动时间。

在此期间，因我担任鹿邑城内邮差任务，每天给各机关送邮件书信，所以接近了李梅村、江松樵同志，逐渐成为厚友。因我的工作性质有利于党的宣传工作，具有掩护作用，当时我才20多岁，接受党的教育机会较多，接受新事物也较快，不久经李梅村介绍批准入党，担任党内保密工作，也是李、江二人的秘密联络员（当时系单线联系）。当时已发展党员有刘协进、刘丕哉、吴自修（女）、孟广贞（女）、刘德贞等人。并向农村开展工作，积极建立党的组织，成立了鹿邑县委。县委书记是郭和五同志，他以担挑卖油为公开职业，在城关一带从事党的活动。此间农村党的组织也迅速扩大，相继建有8个党支部。陈庄支部党员有陈东先，太清支部党员有夏自明。当时由于保密，都是单线联系，工作互不发生关系，所以全面情况和具体人员不清楚。其中陈庄支部陈东先是红枪会（群众自卫组织）会首张朝聘的大徒弟。

党的活动情况

李梅村来鹿以后，利用教师身份，以学校为阵地，在青年中积极培养和发展党员，宣传新文化，传播共产主义思想，很受鹿邑青年的拥护，在学校中很有威望。同时他注意上层统战工作，他和当时教育局长王云甫关系很好，积极建议改进教学方法，提高教学质量，并以个人品德端正、廉洁奉公、谦恭逊让的优良作风，取得了教育界人士的尊敬，为开展党的工作创造了有利条件。

1928年夏，江松樵来鹿邑后，利用教育局长王云甫组织的“民智书社”（股东有王学久、王鹤亭等，教育局也拿一部分股金），积极宣传新文化，出售党的书籍和进步报纸。如马克思的《资本论》，封面是《三民主义》，鲁迅的《呐喊》、《彷徨》，高宇涵的《白话书信》等，还有当时左派报纸《大公报》，从潢川、息县两县交界处两大店等地邮来的很多党的油印宣传品，对传播共产主义思想，发展组织起了很大作用。江松樵还在东大街路南姓梅的住宅开设一个茶馆，广泛接触小商小贩，组织了“扁担会”，鼓动他们抗捐抗税。

1929年，女子小学建立了党支部以后，大力宣传妇女求解放的道理，教育她们解除妇女疾苦，必须首先解放自己。以教员吴静茹、吴自修和学生王肖芸、工友段大姐、简大姐5人为主组成放足委员会，推选当地绅士王俊领（王肖芝的父亲）为主任，宣传妇女放足是求解放的第一个前提，否则不可能参加社会各种活动。为了打破封建礼教，首先普遍宣传教育，达到家喻户晓，然后由放足委员会派人挨门挨户检查。如发现谁家的妇女仍然裹脚，由女同志同其家属将裹布解掉，在放足委员会院内（轩祠堂）展出，组织群众参观，再次宣传放足的好处，从那时起在鹿邑打破了数千年裹脚的封建传统。

党领导的鹿邑人民斗争

1927年以后，在国民党反动统治下，豫东驻有商丘民团第三军，军长韩多峰。当时的鹿邑县政府是地主，官僚，土豪劣绅三位一体的反动阶级的统治工具。他们为了搜刮民财中饱私囊，不顾人民死活扩大摊派，苛捐杂税层出不穷。1927年，积累预征地丁银两（农民完粮），到1932年，一年就征五年的粮银，兵差捐也跟着粮银预征摊派，人民群众苦不堪言，弱者沦为乞丐，强者沦为盗匪，绑架抢夺，明火执仗，土匪如毛，昼夜抢劫，途有饿殍，野有尸骨，人民怨声载道。真是官逼民反，群情激愤，一触即发。在这种无法生存的情况下，大部分农民设法自卫，许多村庄自动成立武装组织——红枪会。红枪会虽是自卫武装组织，但多带有浓厚的迷信色彩。参加红枪会的多是青壮年，每人自备红缨枪一杆，烧香练功，有师父传给口诀，说可以在自卫时刀枪不伤身，还可求祖师爷保护下药治病等。这种武装组织，会众遍及河南、安徽数十县的城乡。鹿邑县著名的张疯子（张朝聘），人称祖师爷，是鹿邑文昌阁街人。他在城东北黄桥村庙内设坛聚众，传播红枪会自卫道理，很受会众拥护，享有崇高威望。党的地下工作者李梅村，通过张疯子的大徒弟陈东先（发展的党员）结识了张疯子，进入黄桥红枪会总部，以峨嵋山道长身份，开展宣传鼓动工作。他教育会众认清贪官污吏、土豪劣绅对人民群众的压榨，讲明群众为什么吃苦受罪，以及如何团结战斗脱苦境，联合起来自卫的革命道理，深受苦难会众的欢迎。广大群众一接受革命道理，如同火上加油，纷纷起来抗粮抗捐，打土豪反官府。1928年农历二月初二，为了发动群众扩大影响，地下党利用群众自卫武装组织——红枪会，以张疯子为首，组织发动了鹿邑历史上闻名豫皖两省、声势浩大的农民大暴动。数万红枪会众，手使大刀长矛、土炮铁叉，团团围困县城，历时三天之久。暴动群众要求反动政府减免摊派的捐款和丁银，交出城内的四大劣绅（瞎鸡、瘸马、大肚子鳖和张铁驴），由农民来惩办这些坏蛋。反动的县政府一方面拖延时间，一方面向商丘救援。商丘豫东民团第三军军长韩多峰，亲自带领部队来鹿镇压。从北关到涡河付桥沿途都有红枪会众阻拦，韩多峰乘坐的汽车被扎坏多处，狡猾的韩多峰换便衣下车潜逃，绕道进入县城。所带部队骑步兵约有两团兵力，当日到达城内，城外暴动农民仍然围城。翌日，韩多峰带队突出城去，先用骑兵冲散群众，缺乏训练的农民会众遂被冲溃，韩又率步兵见村就放火烧房，从城东北陈油坊（即会首陈东先的村，也是地下党支部所在地）、黄桥、丁亮、康庄至城南郑桥、王寨、刘大庄、张斌营一带烈火腾腾，浓烟滚滚，匪兵乘机抢劫奸淫，无所不为。农民四散奔逃，数十里变成“无人区”，农民暴动遂告失败。事后，张老坟（暴动领袖张疯子的老坟）明朝年间的数百棵合抱的大柏树均被反动政府、军阀砍伐干净。此次暴动虽然失败，但却在鹿邑播下了火种。

当时国民党苛捐杂税名目繁多，处处设卡，税警队、监警队遍布城关四乡，到处明目张胆地敲诈勒索，人民难以活命。地下党员江松樵利用小商小贩组织起来了“扁担会”，发动抗捐抗税。1929年夏季的一天，税卡人员因征税与小商贩发生冲突，引起格斗。“扁担会”的会员在江松樵的鼓动下群起动手，随即冲入税卡局院内（税卡局在老衙门东边路南姓田的宅子里）。当时正逢集，赶集的群众闻讯赶赴现场，有助打的，有看热闹的，有呐喊助威的，一时人山人海，怒吼震天，税卡人员四散越墙狼狈逃窜。愤怒的群众，砸烂门窗，毁坏家什，群情振奋，欢心而散，群众出了一口气。从此，税卡人员的不法行为大有收敛。

党组织的破坏和我脱党

在群众斗争如火如荼，形势越来越好的情况下，不幸的事发生了。1931年春，一天因下大雨，邮件途中被雨淋湿，我将邮件送交县衙收发室，坐下休息，与收发员张公如喝茶闲谈。张将淋湿的邮件摊放在案子上晾干，因我平时从这方面得到过不少消息，所以比较注意窥视，忽然发现有一公文上面写着：“查共产党员江梦霞（即江松樵）潜逃鹿邑大肆活动着即逮捕解省……”等语。我马上赶到王子久家通知老江转移。当时我把江松樵送到城西胡半截楼姓刘的家中隐蔽。第二天，我给江送去15块现洋，一只怀表，江松樵同志转移息县去了。

当天夜里我将“民智书社”楼上所藏党内宣传文件和进步书籍全部转移到我家。第二天县民团大队长麦国才带人到处搜捕江松樵同志，又查抄了“民智书社”，结果一无所获。而教育局长王云甫也非常担惊受怕，但未受害。这时已满城风雨，到处传言“鹿邑出了共产党”，李梅村同志的安全也受到威胁。我与李梅村密商后，他向学校请假安全离鹿到槐店暂住。从此鹿邑党的活动处于停顿状态。数月后吴静茹也离鹿到开封。江、李二人走后外地给他寄来的邮件和宣传品，都由我批条转回原处，以免发生意外。

由于我掩护江、李离开鹿邑，教育界很多人对我产生怀疑，“红头”嫌疑就落到我的头上，好在江松樵的问题是在省里发现的，鹿邑没有掌握住我的活动证据。在这几年地下活动的党员还有几位同志，如师范讲习所长马子贞（淮阳人）等人。

1932年6月，女子小学教员吴自修（又名吴德宝）突然被捕，在鹿邑县狱中扣押多日，后来怕在鹿邑激出事端，将吴砸镣解往开封，途经柘城西数十里处，因天气炎热，不幸以身殉国（死后验明正身埋在鹿邑西关外）。1956年李梅村同志自合肥专程来鹿邑看望老同志时，写出证明，给吴自修家庭烈属优待。

1932年8月21日，我突然被捕，砸镣入狱，4天后解往开封。解差孙广太（官差）派用小车（小土牛车）一辆，县府传达长陶金铸随同护解，当天到达柘城。第二天，柘城县府另派差人押往睢县。行约60里处，天气突变，沛然下雨，土车不能行走，晚上就在路旁的饭棚内住宿。在鹿邑起解时，我父亲（邵贤曾）看我案情严重，怕有性命之忧，曾带路费随解差护送，准备到开封托人关照，亦作收尸准备，因雨被阻与我们同居饭棚。当晚，我父亲买了酒菜，同解差吃喝，差人喝醉熟睡，我父趁机背着我向西北方逃走，约走5里之遥，天黑迷路，在一茅庵附近隐蔽。我父到庵内说服看瓜老乡，请他回家拿来斧子，砸掉我的脚镣。我父子谢过老乡，并赠大洋5块后急忙逃走。天亮前，我俩赶到宁陵县境柳河车站，我随即乘火车到徐州找到同乡刘文锦住下（刘在车站电报房工作）。一个月后，又去济南二马路震元隆布店找地下党联络人王慕天。到济南后，据该布店人说，此人已于数月前去临沂81师军械处。我从济南返回徐州，与刘子绵借路费步行到临沂，81师军械处人说没有此人，此时真是山穷水尽走投无路了。找不着地下党又无路费，无奈经部队中河南老乡引荐，在该师炮兵营二连当了三等兵。从此我即脱离了党的组织，脱离了家庭。

事后听父亲说，在我被捕的同时，反动政府对我的家庭进行了数次查抄，药铺也封了门（我家开药铺）。因为江、李走后我已有准备，并且吴自修被捕又比我早两个月，所以在我家所藏党的书籍、文件都早已转移到我邻居家中一个棺材里面。因此，除了几份大公报以外，他们没有查出任何东西。

抗日战争期间，1940年，我回到鹿邑，在太清宫组织爱国青年周学言、王一夫、夏清初、罗笑尘等人，秘密建立抗日锄奸团，后发展到30多人。1941年8月5日晚，我率锄奸团的同志配合抗日游击队，突然袭击太清日伪警察分所，打死所长于某1人，获长枪8支、电话机1部，给地方日伪汉奸以沉重打击。

1981.6.4