李邕职守陈州行迹考
李邕作为盛唐“独步有唐四十年”的文章、书法大家,对中国书法史产生了深远的影响。在他职守陈州期间,因坐事下狱,遭遇人生重大的一场变故,直接改变了他人生的轨迹和其书法发展的走向。考证李邕职守陈州期间的行迹,对于研究他的行迹与书法艺术有着重要的历史价值。
一
唐玄宗开元十一年(723年)冬天,四十九岁的李邕在海州刺史任上改授陈州刺史。他在离开海州之前,刚刚完成了著名的《海州大云寺禅院碑》(已佚)、淮阴的《娑罗树碑》和唐睿宗《老子孔子碑》(已佚)、唐玄宗《颜子赞》(已佚)的书丹工作。同时,荆州的胡履灵隶书完成了李邕的诗作名篇《六公咏》(已佚),镌刻成碑。
甫一到陈州任,李邕即着手撰书了《大云寺禅院碑》(已佚),并为太监杨思勖生父杨历的《赠虢州刺史杨历碑》(已佚)撰写了序文,为绛州《薛元允碑》(已佚)撰写了碑文,由白羲晊隶书立碑,并重新撰文书写了陈州的《八卦坛碑》(已佚)。就是在这个时期,李邕的书法风格已经完全成熟,这也是他书法创作的黄金时期,频有佳作,可惜都未能传世。在陈州的职守工作,对于青年已经名满天下,被时人称为“文章、书翰、公直、词辨、义烈、英迈皆过人,时号六绝”,内史李峤、监察御史张庭珪推许为“词高行直,堪为谏诤之官”的李邕来说,虽屡遭贬谪,沉浮下僚,当属中年闲适,足抒他多年的抑郁之怀,所以他才能笔耕不辍,佳作迭出。
按照唐朝政府惯例,地方官员任职期满后,要到京城接受吏部考功司的考核,根据其政绩优劣,确定其官职的改转升降。开元十二年(724年),李邕从陈州出发,到京城接受考核。在出发之前,他把自己历年所作诗文,缮写成册,以文坛耆老之尊拜访了刚刚“连中三元”的青年才俊孙逖。这也是李邕长期爱士为好、奖掖后进的习惯。比如早在开元九年(721年),他途经汴州时,闻诗人崔颢之名,特意请来相见。杜甫有诗亦云自己与李邕结识是因为“李邕求识面”。到了天宝二年(743年)在滑州刺史任上的李邕,特意写了一篇《鹘赋》,派人赠送给还在草莽之间的高适,以此相激励。高适自云:“天宝初,有自滑台奉太守李公《鹘赋》以垂示适,越在草野,才无能为,尚怀知音。”史载李邕“能文养士,贾生、信陵之流”,这些都可作为有力的佐证。后来,颜真卿在为孙逖写的《尚书刑部侍郎赠尚书右仆射孙逖文公集序》中专门提到此事:“江夏李邕,自陈州入计,缮写其集,赍以诣公,托知己之分。其为先达所重也如此。”
二
开元十三年(725年)十月,唐玄宗从东都洛阳出发,东巡封禅泰山,完成了他人生的又一次壮举。十一月,回銮东都,驾过汴州之时,李邕特意从陈州赶来,拜谒于道左,献上辞赋多篇,唐玄宗读后甚为欣悦。李邕本为唐玄宗旧臣,早在唐玄宗东宫时代,就曾和崔隐甫、倪若水等受到礼遇。这次故人再见,自然感情非同一般。史称:“邕见帝汴州,诏献辞赋,帝悦。”李邕其人本就偏狭好名,自视甚高,又多年左迁外地,难张怀抱,忽得皇帝垂问,一时间忘乎所以,竟然“由是颇自矜炫,自云当居相位”。这种浅薄的政治错觉,不免让宰相张说大为反感。张说对此“甚恶之”。而李邕对张说也是“邕素轻张说,与相恶”。嗣后不久,李邕就遭到监察御史薛自勤和厍狄履温的联名弹劾,以“赃贷枉法”的罪名入狱,论罪当判处死刑。杜甫在《八哀诗》中谈到此事时指出,“是非张相国,相扼一危脆。争名古岂然,关键欻不闭”,认为李邕之所以下狱,完全是因为与张说“争名”所致,联系到后来杜甫在济南和李邕密切的交往,此说当为可信之论。然而,当此生死存亡之际,李邕朝中故友却无一人伸出援手,为其开脱罪责。如已经身居高位的宋璟、张九龄、张庭珪等人,以至正炙手可热的孙逖,对于李邕的入狱都保持了不应有的沉默。之所以如此,朱关田先生认为:“……亦系李邕露才扬己,有以取之……且疏散无检,傲慢不忍,终于为人相扼而几危,此其一。其二,李邕鬻文谀鬼,已为贤者所嗤。广求贿谢,则更为智者所不齿。”李邕久以文章、书翰名重一时,“早擅才名,尤长碑颂。虽贬职在外,中朝衣冠及天下寺观,多赍持金帛,往求其文。前后所制,凡数百首,受纳馈遗,亦至巨万。时议以为自古鬻文获财,未有如邕者”。他为牟取暴利,以至于为宦官(《赠虢州刺史杨历碑》)、道士(《有道先生叶国重碑》《赠歙州刺史叶慧明碑》)等撰文书碑,肆意谀鬼歌功,深为当时士林所不齿。故《新唐书》本传说他“邕蚤有名,重义爱士,久斥外,不与士大夫接”。但其时张说为宰相,他和李邕的矛盾是尽人皆知的事情,李邕下狱和张说有着直接的关系,大家为此袖手禁言,也当是很重要的原因之一。这时许昌有名叫孔璋的人给唐玄宗上了一道奏疏,为李邕辨罪,请求唐玄宗能“伏惟敷含垢之道,弃瑕之义,远思剧孟,近取于邕”。以至于请求自己能代替李邕伏法而死。孔璋认为李邕“有功于国”,重点举了两点:李邕曾于武则天时期,在宋璟弹劾武则天的面首张宗昌、张易之的时候,武则天迟迟不愿表态,而李邕于台阶下大声疾呼“臣观宋璟之言,事关社稷,望陛下可其奏”,以不畏强权,当庭力争,而能“折二张之角”;景云二年(711年),唐睿宗以韦巨源为先帝故宰相的缘故,拟封赠为“特进荆州大都督”,太常博士李处直提议为其谥号曰“昭”,而当时作为户部员外郎的李邕则认为韦氏为韦(韦后)、武(武三思)党羽,长期附和外戚,而且诡惑君主,实是巧佞奸邪之徒,不当有此谥号,为此而写下了锋芒逼人的《驳韦巨源谥议》,实能“挫韦氏之锋”。而且李邕职守陈州期间“拯孤恤穷,救乏赒急,家无私聚”。孔璋和李邕本不相识,但是出于对李邕人品风骨的仰慕,而“愿以六尺之躯膏鈇钺,以代邕死”。如此仗义执言,足以使人为之动容。特别是“臣闻士为知己者死,臣不为死者所知,而甘之死者”之语,更见其情真意切。其实李邕素以耿介好名、不拘细行闻名于世,为取功名、博富贵,多次以身犯险。早在唐中宗神龙元年(705年)年,笃信长生之术的唐中宗,十分宠信道士郑普思,擢升其为秘书监,身为拾遗的李邕立刻上疏直谏,言辞写得颇为犀利:“陛下诚以郑普思可致长生,则爽鸠氏且因之永有天下,非陛下乃今可得,能致神人邪?秦汉且因之永有天下,非陛下乃今可得,能致佛法邪?梁武帝且因之永有天下,非陛下乃今可得,能鬼道邪?墨翟、干宝且各献其主,永有天下,非陛下乃今可得……自古尧舜称圣者,臣观所以行,皆在人事,敦睦九族,平章百姓,不闻以鬼神道治天下。”最后竟然以梁武帝信佛丧国为警戒,此行可说是冒天下之大不韪了。
到了景云元年(710年),谯王李重福造反,派遣家臣王道先赶到东都洛阳,暗中招募勇士。李重福从均州假称乘驿与张灵均向洛阳进发。李重福抵达洛阳,东都洛阳文武百官一片混乱。王道等人率众跟随李重福径直攻取左、右屯营兵。李重福的队伍要到天津桥时,跟随者已有数百人,都手拿武器,助其威势。侍御史李邕先到左掖门,命令闭关拒守,史载:“侍御史李邕先诣左掖门,令闭关拒守。又至右屯营号令云:‘重福虽先帝之子,已得罪于先帝,今者无故入城,必是作乱。君等皆委质圣朝,宜尽诚节,立功立事,以取富贵。’有顷,重福果来夺右屯营,坚壁不动,营中矢射雨。”此举直接导致李重福叛乱失败,最后投水而死。李邕也因此被擢升为户部员外郎。从此两件事,亦可以看出李邕的犯险博名、孤勇胆识之所在。
表上之后,唐玄宗亦为之感动,于是下诏免除李邕死罪,贬为钦州遵化县尉,孔璋因此亦流放岭南,客死。
李邕出狱后不久,其夫人温氏再次上疏,请求“愿使邕得充一卒”“戍边自赎”。这篇奏疏信息量非常大,比如说明了李邕被弹劾下狱的直接原因是“贷人蚕种,以为枉法;市罗贡奉,指为奸赃”。唐代非常重视蚕业的发展,丝绸业可以说是国家的重要经济支柱之一。唐玄宗本人对蚕业尤为重视,曾多次下诏,如《赈恤河南北诏》要求开彼仓储,时令贷给。相继颁布了《给复徐泗等州诏》《楚地租外征桑课敕》《给夏州等四道节度以下官俸敕》等诏书,用以支持发展蚕业。李邕刚上任陈州,为了地方繁荣经济,大力发展蚕业,以政府名义借贷给农户蚕种,被人指责为枉法,但是毕竟罪不至死。但是“市罗贡奉,指为奸赃”,这一句,确实是大罪。在陈州街市上公然贩卖外国给朝廷的“贡奉”,而且数量巨大。与李邕同时期的牛肃在《纪闻》中就曾经记载:
日本国使至海州,凡五百人,载国信。有十船,珍货数百万。邕见之,舍于馆。厚给所须,禁其出入。夜中,尽取所载而沉其船。既明,讽所馆人白云:“昨夜海潮大至,日本国船尽漂失,不知所在。”于是以其事奏之。敕下邕,令造船十艘,善水者五百人,送日本使至其国。邕既具舟具及水工。使者未发,水工辞邕。邕曰:“日本路遥,海中风浪,安能却返?前路任汝便宜从事。”送人喜。行数日,知其无备,夜尽杀之,遂归。邕又好客,养亡命数百人,所在攻劫,事露则杀之。后竟不得死,且坐其酷滥也。
李邕在陈州市上所贩卖“贡奉”是否是在海州任上所劫掠之物,两者有无必然联系,通过牛肃的记载来推测,当确有其事。《钦定四库全书》中《册府元龟》第一百五十卷有载:
陈州刺史李乐,诈盗受赃,其数甚广。法司断死,国有常刑。时属发生,特申宽典。宜免死,贬为钦州道化县尉员外置长任。查阅唐代典籍史书,唐代本无“李乐”为陈州刺史之人,当为误书李邕为李乐。并且“钦州道化县尉”当为“钦州道遵化县尉”才对。在此敕书里值得注意的是“诈盗受赃,其数甚广”一句,足以证明李邕入狱,以至于被问成死罪,其罪行有实,当为不虚之讼。
于温氏奏疏中还可以看出,李邕的性格一直是耿介孤直,不被当时士林所容,所谓“疾恶如仇,不容于众,邪佞切齿,诸儒侧目”,其夫人所言,当是李邕素来真实的行径状况。文中也讲到李邕在监牢之中的真实遭遇“初蒙讯责,便系牢户,水不入口者逾五日,气息奄奄,惟吏是听”,命悬一线之间,五日不饮不食,具体是何原因让李邕如此,可以推测为以下三点:一、李邕认为自己是被冤枉,因为被人罗织罪名而下狱,义不受辱,以绝食相抗争。二、遭受非刑拷打,各种刑讯逼供,以至于年老体弱,难受刑讯之虐待,气息奄奄,不能饮食。三、温氏为能博取唐玄宗同情而夸饰文辞,故作乞怜之语。但是,如果从“事生吏口,迫邕手书”一句来看,当属第二种推断。
李邕在遵化县尉任上不久,即以襄助宦官李思勖平叛陈行范有功,迁升为澧州司马,后又迁升为括州刺史。也就是在此期间,李邕又一次被人以受赃之罪弹劾,史称其“复坐诬枉”,然而这一次却是很幸运,唐玄宗念及东宫旧情,下诏免除其罪。李邕的个性张扬恣意,且喜重财好义,结交豪杰,推举后进,负才如贾谊,豪纵似信陵君,行事险躁,遭人忌恨,也是在所难免之事。他为求声誉,在附和宋璟弹劾二张后,从宫殿中出来,有人问他:“你地位很低,竟然在皇帝面前造次,若有不测,你后悔莫及。怎么能这么做事呢?”李邕却毫不在意,回答说:“不愿不狂,其名不彰。若不如此,后代何以称也?”由此可见其为人行事风格之一斑了。所以,当时的前辈卢藏用评价李邕,说他:“邕如干将、莫邪,难与争锋,但虞伤缺耳。”以此言纵观李邕终生,可谓是的论无疑。至其晚年,虽在北海太守任上,却深为宰相李林甫所忌,以“刘勣案”遭受牵连,被罗织罪名,竟然以七十三岁的高龄被杖杀,负谤身死,令人扼腕唏嘘。《新唐书》本传评价他说:“邕资豪放,不能治细行,所在贿谢,畋游自肆,终以败云。”亦是警人之论。
三
李邕职守陈州前后不过三年时间(723年~726年),然而重大的人生变故却改变了他的人生轨迹,也改变了他的书法创作方向,可以说对他的人生产生了深刻的影响。就书法创作而言,开元十一年(723年)李邕在海州应淮阴县令张松质所请撰书的行书《娑罗树碑》,其用笔吸收了二王一脉一拓直下的笔法和内撅的笔势,笔力舒展遒劲,给人以险峭爽朗之感。整体风格畅达自然,流丽华美,一派明快俊逸之意,相较于他同时所书的《云麾将军碑》(720年),风格的清劲瘦硬、奇宕流畅,结体的纵长、顿挫起伏变化,可以说两者风格非常相近,整体感觉如出一辙。可是经过“陈州变故”之后,他的书法作品一改故态。如开元十五年(727年),他在钦州遵化县尉上,于正月廿五日游端州石室后所作楷书《端州石室记》,则笔力凝重,雄秀生威,俨然一派雄健肃穆之态。开元十八年(730年),他应潭州司马窦澄之请所撰行书《麓山寺碑》,则以楷行相结合,整体气势博大疏峻,风格雄健苍浑,尽脱秀润之气。老辣之笔、沉郁之气,读来一览无遗。明人王世贞认为此碑精妙之处在李邕的《云麾将军碑》之上。何绍基也对《云麾将军碑》和《麓山寺碑》进行了具体的比较,他认为:“《云麾》颇嫌多轻侻处,惟此碑沉着劲栗,不以跌宕掩其朴气,最为可贵。”此碑是最能体现“北海如象”的代表之作,这也说明李邕书法风格前后的明显变化。特别是于碑文后题署曰“前陈州刺史李邕文并书”。开元十九年(731年),他为庐山东林寺所书的行书《东林寺碑》,风格则较为恬淡平和、古雅劲秀,碑文后也题署为“前陈州刺史江夏李邕文并书”。此时,李邕离开陈州已经五年,依旧题署“前陈州刺史”,可见“陈州变故”对他有着深刻的影响和非同一般的意义。时过境迁,李邕的书法风格已经洗脱早年骏发挺拔、爽利明快的书风,而以沉郁肃穆的面目示人,这一时期可以看出其作品风格由“秀”至“苍”,由“清劲”至“老辣”,由“轻侻”至“劲栗”的巨大变化。
四
李邕职守陈州期间,另外一件重要的事情不得不提,在开元十四年(726年),二十六岁的李白从扬州而来,至陈州拜谒李邕。根据安琪、薛天纬的《李白年谱》记载:“由扬州西来,或经陈州。时李邕为陈州刺史。初谒李邕,当在此时。《上李邕》诗云:‘宣父犹能畏后生,丈夫未可轻年少。’显系青年时代之作。青年时代谒李邕,除此行外,别无可考。”通过后来李白所作的诗歌《上李邕》可以推测,此次相见两人应该是所谈不多,彼此都无好感,随即不欢而散。
有学者认为李白与李邕相见当在李邕担任渝州刺史期间(718年~720年)。其时李白并未出蜀,只在匡山读书,从赵蕤学习剑术,游学梓州,至开元十二年(724年)始出蜀,游峨眉,后买舟而下,初至渝州,彼时李邕已经在陈州任上。又有学者认为两人相见当在天宝五年(746年),于齐州历下亭与杜甫、高适同游,此说亦不可信。从李白诗中“宣父犹能畏后生,丈夫未可轻年少”之语可知,李白此时已经四十五岁,不会再以“后生”自居。清人王琦也认为《上李邕》当为李白青年时期所作。此次相见,却是宾主尽欢而散,李白对李邕歌颂不已,并有诗颂之曰:“北海李使君,飞章奏天庭。舍罪警风俗,流芳播沧瀛。”极力赞扬李邕执政北海的德政教化之功。杜甫亦有《陪李北海宴历下亭》《同李太守登历下古城员外新亭》二诗,高适作有《奉酬北海李太守丈人夏日平阴亭》《同李太守北池泛舟宴高平郑太守》《同群公出猎海上》等诗,李邕亦留有《登历下古城员外孙新亭》诗。
综上所述,安琪、薛天纬所论李白与李邕于天宝十四年(726年)相见于陈州,当属可信之论。日本神户大学教授笕久美子所作《李白年谱》亦说“开元十四年(726年)李白二十六岁。春往扬州(今江苏省扬州市)。秋,病卧扬州。冬,离扬州北游汝州(今河南省临汝县),至安陆(今湖北省安陆县)。途经陈州时与李邕相识。结识孟浩然”。笕久美子认为在开元十四年的冬天,二人在陈州相见,但从时间上推断,彼时李邕正在牢狱之中,已经不可能见到。二人相见的时间当在公元726年春夏之际,才符合常理。但笕久美子所言公元726年二人见于陈州的论断,与安、薛两人观点基本相同。
李邕离开陈州一百二十三年后的唐宣宗大中三年(849年),陈州人为李邕修建庙宇,特请李谦撰文,慕容镐书丹,刊刻了《唐淮阳太守李公庙记》(已佚),以为纪念。